长沙唯蜜瘦专业代理公司分享鲍毓明涉嫌性侵案:不完美的世界,为何要求完美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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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财新网刊发报道《高管性侵养女事件疑云》，报道从性侵嫌疑人鲍毓明角度讲述这一事件。其中潜藏的一个观点便是，指出李星星并非如此前报道中所谓的那般“无辜”或毫无自我意识。《财新》记者还根据鲍毓明所提供的李星星发给他的信息，指出后者对鲍也存在爱恋，因此也就佐证了鲍毓明自始至终所强调的、他与李星星之间是“恋爱关系”，故不存在性侵一说。
报道刊发后，引发极大争议。4月13日晚间，财新网发布官方声明，称报道确有采访不够充分、行文存在偏颇之处，已在当日撤回报道。
近几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涉及性骚扰、性侵和强奸等社会事件频发，使这一始终存在又总隐在阴影中的行为，一再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与其说鲍毓明事件是特例，不如说它其实只是这一系列层出不穷事件中又一个令人悚然的典型。而围绕着此次事件所产生的无论是关于鲍毓明，还是遭到性侵的女孩的言论、行为和形象的言论之中，也再次呈现出某种我们之前反复见到的摩擦、分歧和暧昧。
对受害女孩李星星的关注，除了哀其不幸之外，围绕着她的遭遇也出现了诸多质疑。尤其是对某种“完美受害者”的想象，将她推到舆论中心，遭受着检验，也遭受着二次伤害。这悄无声息地转移着涉事者鲍毓明的责任，也映射着潜藏在性骚扰、性侵和强奸之后的性/别文化、制度以及其意识形态内的种种问题。
看似私人的“性”：
背后有着复杂的权力关系
《财新》报道所引起的质疑和批评，最终以其发布道歉且撤稿声明完结。但也以《财新》这篇报道为典型，我们在网络以及社会场域的讨论中发现，这样质疑受害者的观点和声音层出不穷。尤其在这样的性骚扰和性侵事件中，许多人更是拿起放大镜来检验受害者的一言一行，而只要发现有任何的前后矛盾、局限或是与事实有出入，便怀疑和指责受害者可能存在“仙人跳”或是为了诸如金钱、利益等目的而设计陷害了（男性）犯罪嫌疑人。
这些对“完美受害者”的想象，背后所潜藏着的正是我们生活其中，但又常因其无声无息而难以察觉的性/别制度与意识形态中的种种机制和问题。在诸如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盖尔·鲁宾看来，我们所生活其中的性别制度本身是一套用来塑造男女两性、性别气质以及其性别（gender）的脚本，其中充满了各种禁忌与区隔、等级之分和道德预判。因此便出现了所谓“真正的男人/女人”这样的观念，以及“何谓纯洁的性？何谓肮脏、需要被排斥的性？”这一划分。鲁宾指出，在这一性别制度中，作为建立在性别二元本质基础上的女性，总是被看作是有别且低于男性的存在，因此对其的约束和规训也往往远严苛于对男性。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发现无论东西方的历史文化，都存在着对女性做“荡妇”与“圣女”的区分。而划分这一不同形象，甚至塑造某种本质的因素正是性。奥地利哲学家奥托·魏宁格在其《性与性格》中指出，当女性被看作无法脱离其自然与生物本性的弱者，而总是耽湎于性时，“性”也便由此成为束缚和压迫她们最重要的手段。美国女性主义法学家凯瑟琳·麦金农也指出，围绕着男性利益和欲望所建构起的性别制度，在压迫和剥削女性的手段中，性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
也正因此，看似私人的“性”的背后其实始终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关系。在鲍毓明与李星星之间，与性连接在一起的诸如性别、年纪、社会地位和身份等范畴的参与，让这一性侵本身变得更加复杂，且也由此折射出奉行着传统性别意识形态来评论此事的无论是网友、地方执法部门（如李星星一开始报警的烟台派出所），以及媒体和社会，都显露出某种肤浅甚至无知的趋向，也由此导致人们开始关注和反思当我们讨论涉及性/别的诸多犯罪行为时，我们自身潜意识中所存在的各种刻板印象和陈词滥调也在阻碍着真相和正义的实现，而“完美受害者”便是其中之一。
当人们讨论在MeToo运动以及其后所爆出的诸多涉及性骚扰和性侵案件时，许多人以某种看似“理性”和“法律逻辑”的立场来质疑众多受害者女性的一言一行。这看似可以理解的行为背后，其实忽略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和社会本身在性/别问题上先天的缺陷。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而这一点甚至不仅仅只体现在相关的制度设计和法律条文中（从恩格斯、倍倍尔到麦金农，他们都发现在那些看似建立在普遍性上的制度和法律中，其实暗含着强烈的男性中心主义），同时也渗入在我们的传统、日常行为和观念以及“心灵”之中，即内化了这一性别意识形态，从而认为其具有某种自然的先天性，而忽略了在这一建构过程中被压制、驱逐和剥削的个体和群体的欲求。